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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听不懂的东西是最高深、最能蒙人的，掌声四起，大伙儿齐声喝了个响彩。
人人都夸薇拉漂亮，人人都说薇拉英文说得好。
“比外国人说得还像外国话哪！”
有个老太太一边嚼着大虾一边夸赞她。
薇拉出国以后，我妈就开始四处活动，托吴阿姨走关系替我物色一个男友，这男友当然要能出国的，而且最好马上就能走，就像薇拉那样。这一切都是瞒着我在暗中进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家装腔作势地整天复习外语，桌上放的全是考托、考的书，我妈以为我对出国的事也很着急，所以就越发积极地活动起来。
有时候吴阿姨一到我家，她们两个就秘兮兮地“砰”地一声关上门，然后很仔细地从里面把门插好，不让别人进去。她们两个在里面商量来商量去，我不知道那事跟我有关，所以每次进来出去的还大声地同吴阿姨打招呼。
吴阿姨对我很暧昧地笑。
“这个吴阿姨好像神经有点儿毛病，”送走吴阿姨我对我妈说，“她最近老上咱家来于什么？”
我妈遮遮掩掩地说：“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她老冲我乐？
人家不冲你乐还冲你哭啊，人家女儿出国了——心情“哼。”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的生括渐渐有了一些规律。我平时在学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回家，所以有整整五天时间我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和老普在一起的日子我们过得很散淡，老普是注重生活本身的人，没有太多更高的追求，这也许就是他原来的妻子最不满意的地方。而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切实际心高气傲的母亲摆在那儿做参照物，我倒是喜欢平实一些的，对我没什么要求，我可以由着性子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家的气氛和老普家的气氛相差实在是太远了。连空气中的味儿都不一样。我不回家，周末回家；看到我妈那张脸我就感到心情压抑，她动不动就说：“你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现在我只有靠你了。”这话的语气里含有很浓的悲剧成分，她总是把生活搅得不成样子，让人感觉危机四伏，就像国歌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家的日子也总是“最危急的时刻”，好像什么大的灾难要来，我疑心那是“文革”留下阴影，要不老这么动荡没法儿解释。
我跟老普谈起这样事来，老普笑道：“又不是光你们家经历过那段历史。”
有一阵子，我妈对我态度忽然好起来，不再叨咕那些烦人的事，脸色也比从前好看一些。
吴阿姨还是经常到我家来走动，我爸、我姐、还有我全都见怪不怪了，见了面点个头该干什么干什么，她和我妈插着门闷屋里说一下午话，也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吴阿姨从不留在我家吃饭，一到开晚饭就提着她那七十年代生产的人造革包急匆匆地往外走，好像生怕我们跟她客气似的。我们不跟她客气，进进出出都请自便。有天吴阿姨来我家，我们一下子就发现她那天穿的衣服很特别，她说那件衣服是她女儿托人从美国给她捎来的。我看见我妈的目光就像汽车上的刮雨器似地在吴阿姨那件颜色古怪的衣服上扫来扫去，我知道她所羡慕的决不仅仅是那件衣服，而是可以在人前自夸自傲的一种说法。
吴阿姨在我家凌乱的五斗橱上留下一张印制精美的票，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票是干什么用的，或是把它看成一张普通电影票没往心里去。
五斗橱的抽屉每一个都拉不开，里面装满陈旧的不值一提的东西，有天我在里面拉出一个旧胸罩，是白布制成的，上面泛着微黄的汗渍，让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的东西，就像我不能确定毕业后我将怎样生活一样。
我们谁也没理会五斗橱上那张票，也许是我在五斗橱里翻找东西的时候把它碰掉地上了。事后我大概能拼凑出那张票像一只略带污浊的羽毛那样飘飘忽忽坠落下来时的情景。
母亲对我咆哮如雷，因为那张票等母亲送完客人回来就不见了。
那是一张首体演唱会的票，是吴阿姨特意拿来送给我的。
全家人把家里翻了个底掉也没能找到那张票。好像我命中注定就是要和某些东西错过去似的，后来我听说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那次“相亲”的机会要是没错过的话，我也许就跟着那个到法国去学经济管理的男子远走高飞了。
那个从未见过面男子成为我家缺习的一员，母亲总把他挂在嘴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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