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阿姨劝我母亲别太着急了，“机会总是有的”，她说话的语气使我感觉到自己连降价商品都不如，我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那天夜里我冲动极了，想跟母亲把关系挑明，大不了永远不回这个家，有什么了不起？我发疯似地摔锅砸碗以发泄内心的不快。
“机会总是有的。”
母亲也学着吴阿姨那种腔调安慰我。
我在她们眼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出国迷”，这事真他妈的滑稽，怎么会弄成这样子？母亲、吴阿姨还有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用小心翼翼的态度来对待我，好像我是一件特别易碎的瓷器，轻轻一碰就会变成一堆碎片。
“你听我说，孩子，”吴阿姨用一种假惺惺的长辈式的关怀语调对我苦口婆心，“我们家薇拉一开始联系出国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谁说我要出国啦？”
我蛮不讲理地甩给她一句，把房门“梆梆”地一声碰上，震得墙上的画框歪了下来，我的耳朵也嗡嗡直响。
“这孩子病得不轻呀。”
“我们得替她想想办法了。”
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的……”
我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这种声音，不知是幻听还是真实的存在，它们总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渐渐地汇成一股洪流，像巨浪那样大，劈头盖脸，势不可挡。
我房间里到处都藏有那样的声音，它们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我没有办法用意念控制那些声音，也无法捕捉它们，它们有时轻，有时重；有时有，有时又没有。那些声音像流水那样渗透进地板的缝隙，又像灰尘那样落在我书桌上，那些放得乱七八糟书的边边角角里全都隐藏有这样的声音。我不敢翻开它们，我怕把那些奇怪的响动从某一角落里放出来。我头脑欲裂，我想逃到一个听不到她们声音的地方去。
开学很长时间了，林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有人说校方已经把她作开除处理了。这下我们宿舍的女生可就臭名远扬了。外界都传说我们有病，这种病正在我们中间迅速蔓延着。我们屋三个女生相互不来往，虽然都在一个屋住着，但都把对方视为空气——视而不见。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们只是觉得没有深刻交往的必要。我们整天各忙各的，似乎都在谈恋爱，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脑子里整天都在替自己打算，有的人想出国，有的人想找到一份好工作留在北京，还有的人在琢磨着如何把别人的男友占为已有。她们都像苍蝇一样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东撞西撞，只有我才是最清醒的，因为我知道及时行乐，我懂得如何抓住该抓的东西，不为那些不值得花去心思的事而劳神。在这方面老普对我的影响很大，老普常说：“无所谓”。你问他什么他都“无所谓”，弄得我也“无所谓”起来，有时坐在课堂上望着前面人的后脑勺发呆，或者把某个来上课的长得还算顺眼的男的想象成老普，昏天黑地地跟他亲热，他的抚摸越来越真切，我甚至听得见他急促的呼吸……讲台上有人走来走去，周围的人全都消失了。那个人向我走过来，走得很近，他问我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困了，我的眼睛发涩，睁不开。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的人早已走空了，偌大的阶梯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阳光静静地照射进来。
母亲背着我终于物色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是个南方人，据说是出国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出去。吴阿姨和我妈似乎都没来得及搞清这个姓肖的男人究竟要去哪个国家，就着急忙慌地安排他跟我见面。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才来通知我，她俩打车来到我们学校，兴师动众地把我从教室带走，同学都以为我们家出什么事了呢，事后有人干脆问我：“你们家是不是死人了？”
“你们家才死人了呢！”我凶巴巴地回答。
我们三个人在街上拦了一辆“夏利”，母亲犹豫了一下又从那辆车里钻出来。母亲说“红夏利吉利”，想要换车。我虽然心里嫌母亲多事可嘴上不好说什么，我那天打定主意一句话也不说她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下午的街道，阳光很好。从车窗里往外看，建筑物和行人都变得有那么一点虚幻，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活的轨迹是如何被人安排的，仿佛我眼前这条路街道就是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切都摆在眼前了。
肖晓是一个缩头缩脑的中年人。我们到的时候他早已等候在那家饭馆门口的台阶上，一脚前一脚后地那样叉开腿站着，左右四处张望，还不时地抬起手腕来看表。这一看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男人，认识第二天就想上床的那种。他对两个大人点头哈腰，显示出腰的柔韧度很好，而对我却故意保持一定距离，连正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