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就是想掐死她吧！打了一辈子，这下好了，直接打死了。”
“真的，我真的没想杀人。”
宋安琪问：“你们为什么吵架？”
“因为我喝酒，她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烦人。”
“那你就掐死她？”老赵喜欢拍桌子，这是情绪的爆发。男人被吓到：“都说了，不是故意的。平时也吵架打架。”
“习惯了是吧？”
宋安琪问：“后来呢？”
强叔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听到宋安琪说有人看见，现在又是这样的态度，意志软弱，老老实实交待了整个杀人的过程。
“杀人之后呢？”
“我看到她死了，就找人一起把她吊到了屋顶。”
说起这些事，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不忍，只有一种感情：恐惧。不是恐惧法律，是恐惧眼前的两人，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可以震慑眼前的人。他们是法律的代表！最起码，在这里是这样的。
宋安琪问：“谁？”
“和我一起喝酒的那三个人。”
“名字。”
强叔说了几个人的名字。
老赵问：“后来，你们就串通好了？”
“嗯。”
“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
男人灰心丧气，虽然活着，但已无了活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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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讯室出来，老赵抱怨一句：“这都什么破事啊！真心烦，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宋安琪笑得轻佻：“古代可没有法律。”
老赵一笑：“也是。”
“现在去抓人吗？”
“走吧，带回来问问。”
老赵叫了秦平，拿了手铐，三人坐车直奔姚木村。夜色浓重，带了潮湿的凉意，树木凋残，阴影重重，黑，漆黑的夜，令人深陷。
宋安琪想到那个姑娘，问老赵：“为什么这个村庄叫姚木村？”
老赵坐在副驾驶，把玩着手铐，做了一番科普：“姚木村，顾名思义，以姚氏为主，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口姓姚。以前，姚家是大户人家，土改后没落，一代不如一代，近些年唯一出了个大学生，还是一个女孩，哎呀，等她一嫁人，就是外人，姚氏一族估计也没希望了。”
老赵的话引起沉默。宋安琪看着路，车灯耀眼，路面不平，心也跟着颠簸。到了村口，才又说起别的话题，驱散刚才的沉闷。秦品打盹儿醒来，看见村舍的黄灯细影，一阵寂寥之情涌入心间。他问：“他们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吗？”
老赵声音低沉地说：“知道，不然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他们也害怕警察，就是意识不强，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
老赵表面上一副油滑的腔调，但他内心对这里的水土人情了如指掌，他知道人的心思、无奈和局限，正因为这一点，他有点松弛，因为无可更改。这些人知道法律吗？
当然知道，但模模糊糊，不知道法的延伸是约束和引以为戒。
他们以为可以逃开惩罚，以为没那么严重，撒几个谎就可以圆回来。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和时代在进步，他们却脱轨了。
这里不是法外之地，老赵也不是糊涂的人。
宋安琪想到老赵上次处理玉米地的事。他说过：“我不知道那点东西不值钱吗？但这里的人穷啊！你不让那司机赔偿，他们得懊恼一年。赔偿了，这件事说起来就舒心。他们能乐一辈子。至于那司机嘛，他也不是完全对，所以就当个惩罚。我啊，没什么崇高正义，我就是苏木镇的警察，负责维护这一片的正义，别人我不管，我只管我辖内的人安居乐业，就够了。”
宋安琪看了看老赵的侧脸，半明半暗，他松弛的轮廓，明显的疲态，印入眼帘，他的灵魂和这里融为一体：奸猾、狡黠、朴实、愚钝、正义、勇敢、正直，好的坏的都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平凡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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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警察把那些帮凶带回警局，关在审讯室，连夜审问。在那种环境中，三人扛不住压力，一吐为快。
“你知道他杀人？”
“嗯。”
“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要坐牢。他说伪装成自杀，没人会追究，不知道是谁报了警？”福林振振有词，“缺德。”
“你犯了法，还说别人缺德？”
“不报警，你们就可以草芥人命吗？”
低头默声。
“怎么做的？”
“那天，他下午来喝酒......说了事情，然后就叫我们帮他...”
福林交待：“本来打算扔在井里，但她脖子上有手印，我们就想到悬梁自尽的念头。老强先找绳子，我们一起拉上去，吊在房顶，剩下的事，就是你们到了以后取下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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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和宋安琪长舒一口气。回到办公室，老赵说：“证据已经收集完毕，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市里决定吧！”
老赵告诉宋安琪：“你整理一下证人证词，写一份移交犯人的申请书。“
“好。”
“今晚谁值班？”老赵问。
“我值，顺便写申请书。”
“那我们走了。”br